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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救援者口述:空中都是臭味 戴防毒面具也没用

2017/10/15 3:45:04  来源:大河网   阅读:2
    口述者合照
    口述者合照

      口述者:夏龙才、吴泉元、梅建初、金洪德、倪永明、顾龙根、沈鑫森、戴忠德

      采访人:金大陆、刘惠明 、胡浩川、王文娟

      整理:王文娟

      时间:2016年3月16日

      地点:上海市青浦党校华科路158号B区103室

      口述者简介:

      夏龙才,1953年生,中共党员。1972年12月参军。

      吴泉元,1954年生,中共党员。1972年12月入伍。

      梅建初,1954年生,中共党员。1970年下乡插队,1972年入伍。

      金洪德,1954年生,中共党员。1972年参军。

      倪永明,1952年生,大学本科。1972入伍。

      顾龙根,1954年生,中共党员。1972年12月入伍。

      沈鑫森,1943年生,中共党员,高级经济师。1961年入伍。

      戴忠德,1941年生,中共党员,经济师。1961年入伍。

      以上受访者以口述先后为序,前六位为海军,后二位为陆军;1976年唐山地震时,他们均第一时间赴唐山抢险救援。

      海军23训练基地夏龙才:我们撤离时,百姓追着我们的车子跑走了好长时间

      当年,我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23训练基地。现在,我讲述接到救援唐山地震的命令,直到9月22号撤离唐山的过程。

      我们这个训练基地,本来是搞导弹的,在秦皇岛。1972年12月15日,我们在座的六位(夏龙才、吴泉元、梅建初、顾龙根、金洪德、倪永明)是一起从上海青浦参军过去的。我们先在南京第三海军学校呆了三年,1975年年底移防到秦皇岛,当时在锦西,现在叫葫芦岛市。

      7月29日,我们接到了救援的命令。命令下达后,我们海军基地大概派出了20辆解放汽车,成立了一个救援营。我们团临时组织了一个连(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的),我们都参加了。当时没有经验,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,只带了一个背包,带上了枪,就这样出发了。

      一路上桥梁断了,公路也不起作用了。在正常情况下,锦西到唐山,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了。谁知我们在路上走了将近三天,直至31日下午4时才到达唐山:一是附近有大山,天下大雨,山上的水冲下来车子没路可走;二是车子还发生故障,后来通过电台联系了修理工才解决问题,所以,我们基本没有在公路上走。

      到达唐山的地点是沟东北后街,我们也就在那里抗震救灾。第二天,领导现场召集说了情况。我们部队的任务是:第一,救人;第二,挖人,就是把埋在里面的人挖出来,能有活的就活的。工具没有自已想办法。一开始我们住在铁路上,记得头一个礼拜,我们的被子都没打开过,背包当枕头;后来住在唐山二中的操场上,搭的帐篷是部队想办法带过来的。唐山的余震不断,放在脸盆里的水,盆底下一点点,都能被余震晃出来,可见余震的能量特别大。

      说实话,我们这支部队在唐山就是挖死难者,活人基本上没救到,这是后话。8月1日,我碰到一个小女孩,17岁,是在唐山下面一个县里插队落户的。她跪在我面前说:“解放军叔叔,能不能救救我。我家里父母亲都压在下面好几天了,我怕他们不行了。”我就把任务布置下去,跟着到了她家。小姑娘自己没受伤。她家里的爸爸妈妈,哥哥嫂子,外加小侄子,五个,还有两个弟弟,一共两部炕:爸爸妈妈、两个弟弟一部炕,哥哥嫂子跟她的小侄子一部炕,侄子很小,一岁都不到。东北的房子,是棱上面加厚的梁,房子整个扑下来了,不得了。我们掀开一看,人基本上都是在睡眠的状态当中。哥哥嫂子如果不是被蚊帐缠着,应该是能出去的,小孩在他们夫妻俩中间。一家七口全遇难了。我们没有任何口罩等防护用具,天太热,太阳一晒,一蒸发,人死后的气味特别臭。人扒出来以后埋在哪里?用什么来裹啊?她哥哥是新婚,我们就把他家箱子撬开,把里面的被子拿出来裹上。后来来了指令,要把尸体装在车上运到郊区去。

      正常情况下,我们都是按分配的任务,每家每户去扒,后来操作得都很熟练了,把被子铺在地上,两个人用撬翻过来一裹,就把尸体裹起来了。大约过了个把礼拜,空中投放了装尸体的塑料袋供当兵的使用。再后来,口罩也有了,手套也有了,可解决不了大问题啊!我们先把牙膏、后把捣碎的大蒜放在口罩里面,再把口罩戴在脸上,相对好一点。防毒面具是半个月以后才发的。苍蝇满天飞。有的尸体埋得久了,蛆从鼻子里、眼睛里钻出来,手上的皮像水泡一样,全部要装进塑料袋里。当时很多死难者是被活着的家人埋在自家门口的,后来有命今说,这些死难者需要重新挖出来,运到郊区去埋。我们撤离的那天,还有大姑娘的辫子露在边上,叫我们去挖呢。从内心讲,谁不忌讳啊?但当兵的没有任何的选择,必须这样做。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搭简易棚,就是帮活着的人暂时解决居住的问题。

      在整个唐山救援的过程中,基本上都是当兵的在行动,陆军最多,其次是海军,空军主要是运输和空投。所以,解放军绝对是中流砥柱。我们没有任何想法或要求。这就是我们撤离的时候,当地的百姓追着我们的车子,跑走了好长时间的原因。

      在生活上,整个部队最困难的是什么?是喝水问题。没有水,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水——只能靠天上下的雨。有相当一段时间,至少有十多天,用的都是沟里面的水。吃的方面我们带有罐头,但一边挖死难者,一边吃罐头,这种生理感觉和心理感觉能行吗?说实话,直到现在我都不碰罐头。

      毛主席逝世时,我们还在唐山,是一级战备;毛主席逝世后,我们就撤出唐山了。

      海军23训练基地吴泉元:获救的市民没水喝、没食物吃

      唐山地震发生后,海军给我们驻扎在锦西的23训练基地和第二炮兵学院、第一航校这三个部队下达命令,组成一个抗震救灾团,当时赖金华司令为团长,二炮院的政委聂洪国为副团长。我们出发的时间是29日早上4点,达到灾区的时间是31号下午4点。

      车子进入唐山郊区,我们就看到路边堆着很多死难者。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刚出头小年青,都有些害怕的。其中一个辽宁兵,人都发抖,像小孩一样把脸捂起来,那个惨境可想而知。

      那个味和整个空气中弥漫的味混在一起,逃也逃不掉,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。我们附近两百米处有一个冷库,断电之后,冷库里面的肉都烂掉了。我们是真遭罪了。风一吹,整个都是呛人的味道。所以,你想把臭味去掉,那是不可能的。其实,我们部队带了很多东西去,包括大米。但是大米没用,没有水烧。罐头肉即使吃下去了,也会吐出来。后来大家集体消瘦,一百二三十斤的身体,最后只瘦得八九十斤、一百来斤了。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,我们还是得坚持干活,坚持去废墟挖人。我只讲一件事,我们去的时候,都是穿着海军服,后来给发了陆军服。衣服的背后全都是白的,什么东西啊?汗干了湿,湿了再干,是汗水中的盐,起先只有一圈白的,后来整个都是白的,你想想我们出了多少汗了。全是汗,不停地出汗。

      整个空中都是臭味,戴防毒面具也没什么用;但还是要戴。到最后,我们那个连队挖了八百多人。唐山地震的救灾工作,都是很原始的,起先是用手扒,后来用铁锹挖。如果像现在有生命探测仪、挖掘机等先进设备的话,救出的活人应更多,因为当我们二十多天后,还能挖出完整且没有腐烂的尸体,说明这些人刚死没几天。

      唐山地震之初,水电全部中断,生活必须品都被倒塌的房屋压在下边,获救的市民没水喝、没食物吃。我们到唐山的前几顿饭都被老百姓吃光,带的水都给市民喝了。大约一周左右,各地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唐山,但救灾部队的纪律非常严格,不许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。有三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:一个是在废墟中扒出的一切物品都必须上交,手表、金银首饰、钱、票等等。为什么是钱呢,我这里要说一下。尽管当时的工资水平不高(我那时候还没有提干,一个月拿七八块钱),唐山煤矿工人的收入则相对比较高,所以我们挖出的现金比较多的。当时没有一百块的钞票,都是十块的,都放在桌面上也很多啦!没有一个战士不上交的。二是有一名新入伍的战士向市民要了两个信封和几张信纸,被领导批评教育后并将其退伍送回原籍。三是一个干部发现一只百姓养的鸽子死了,将其褪毛后放入锅内,被鸽子主人发现了,部队进行了严肃批评,并责令写出了检查,照价赔偿。这三件事一直在我内心深处保存着,一有时间就翻出来讲给孩子们听,教育后代们铭记那段历史,学习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。

      海军23训练基地梅建初:防毒面具我们班只有一个

      我们一班去了八九个人,我是班长。当时只知道是抗震救灾,具体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。天下大雨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手表,走的时候特地把手表都留下了。领导说了就去,军人就是执行命令。

      当时特别难受的,就是死难者散发出的那股味道。他们口罩里弄的是牙膏,我倒的是酒精,酒精跑掉之后就没有用了。刚才说到防毒面具,我记忆犹新。为什么?因为防毒面具我们班只有一个。不是出去就戴,是挖死难者的时候才戴,戴了一段时间后,我脸上的皮掉了两层,因为太阳太热,汗水淋漓。地震后正好下雨,下雨后,尸体上都长满了蛆。但是没办法,当兵的,死难者一定要拖的,我们不拖谁拖,总不至于要老百姓去拖吧。

      我们在唐山坚持到九月底了,天开始凉了,老百姓也要开始准备过冬了。我们走了以后,由陆军接替给灾民搭简单的抗震棚。

      海军23训练基地金洪德:因路上车子太多,又有大大小小的坑,车子走得很慢

      我们是29号晚上接到命令的。当时我在汽车排小车班,领导告诉我要到唐山去执行任务。我们部队的聂政委是老红军,当时派了一辆警务车,我负责给他开车。晚上下起大雨。营部大概三百多人,走的时候大概十几辆车子。

      跑了五六十公里,到了绥中河。沙河大概三百米左右宽,没有桥。如果不下雨的话,车子就到河里跑;下雨的话,洪水过来了,车子就过不去了。在路上碰到沈阳军区的40军,他们属于野战军,什么东西都带了。我们就是一个车子,一个人一个背包。他们的车子快一点,只有一条公路,在我们前面,所以他们先到绥中。我们到绥中的时候,被河水堵住了,几百辆车子没法过,都是部队的车子。我开是指挥车,就到前面去了,和40军的领导在一起。后面的车子没法走,车子停了十多公里长。

      领导们一看,这雨还在下,河过不去,好多车子都陷在绥中。但是命令是限定到达,于是与40军首长商量,由40军首长请示,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,说路上过不去。司令部回复:你们用人把车子抬过去。我们车子上没几个人,陆军部队就帮我们抬。我记得共有三部吉普车,是陆军兄弟帮我们抬过去的。我们到县政府,希望他们把部队车用拖拉机拉过去,就跟他们领导说,你们能不能用喇叭叫一叫,把所有的拖拉机集中起来。因为我们是一个营,沈阳军区是一个军,有好几万人,我们跟在他们后面,大家都在一条路上走。

      我们做驾驶员的就在县府大院边等着。结果就听见屋里在吵架。县里的领导说,你们先付钱,我再用喇叭叫,把所有的履带拖拉机都叫过来帮你们拖。后来听说,40军下面的一个129师师长,脾气暴躁,说:“情况紧急,我们肯定给你付钱;你们先拖,我们由后勤人员来跟你们结账。”县领导说不行,非先付钱不可。讲来讲去讲不通。师长就说:“你再不来拖,我今天就一枪毙了你。我们现在是在打仗,你必须把我们拖过去。”县领导说:“你以为我还真怕你?你敢打我么?”只听“嘣”地一声,警告的枪声就响起了。我们赶紧从车子里出来,发现师长出来了,在那里愤愤地说:“打仗的时候,连市长都不怕,我还怕你一个县长么?马上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,说我打人了。”县领导看到师长真的动怒了,就开始叫喇叭,拖拉机就来了。

      拖拉机来了以后,一看几百辆车子,哪里拖得了。于是首长研究后命令从绥中返回兴城,想把车子拖到火车上,通过铁路桥过河。谁知到了兴城一看,铁路桥也坏了,只得又回到绥中。那时桥已经由沈阳军区的架桥部队架得差不多了。那晚就住在公路边的车子上,这是第一个晚上。

      第二天(30号)到山海关了。因路上车子太多,又有大大小小的坑,车子走得很慢。在山海关海军机场(就是林彪逃跑的那个机场),我们又住了一晚。记得唐山地震的时候,陈永贵来了,我们就把路让开,让负责指挥的领导的车子先过。我们部队从驻地到唐山,大概三百多公里,平时一天就跑到了,这次竟然走了三天。

      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倪永明:尸体真的太臭了

      在唐山,我的主要任务是搞新闻报道。31日部队已经到达现场了。我们海军二炮学院组建了一个营,叫“抗震营”,一共有三百多人。当时的情况与其说是艰苦的,不如说是残酷的。河是干的,基本上没水;桥梁是断裂的,路是开裂的。我去现场看了,看到的都是解放军在用手扒,什么设备也没有。唐山这种抗震方式,除了政治原因之外,更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落后。

      我们搞新闻的,白天是采访不到的,大家都在干活,我也会参与到其中扒人。只能晚上到帐篷里去采访。当时领导嘱托我们搞一个《战地前线报》,都是用手刻的。我们一共三个人,记得一共出了五六十期简报,同时,我们也为《海军报》写稿。我还与解放军报记者合作写了一篇通讯,报道了抗震救灾的红军老战士和年轻战士的具体情况。当时环境不好啊。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冷库,里面的肉臭了很难闻。这个冷库后来被炸掉了。

      在采访过程中,我发现了一些小故事。我带来一个台灯,记得送给我的老乡姓吴,之前一直跟我有联系的,前年去世了。他家是丰南县农村的,女儿在唐山市里工作。我记得地震大概十多天后了,我正好要出门采访,他骑了一个自行车,拿了一个塑料袋过来了。他跟我说:“我要去找我的女儿。”我问他:“你女儿在哪里?”他说地震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,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就跟他去了那个地方,一栋三层的房子,都扑到地上了,当兵的正在那边挖了。我问他:“你女儿还没回来,这么久了,你还认得她吗?”他说:“我女儿有个特征,两个辫子特别长。”后来挖出来了,确实有这么一个长辫子的姑娘,但是已经腐烂了。我们部队的战士就帮他把女儿抄起来,装在袋子里,老人自己拿回去安葬了。这个老乡很感激我们,他是搞灯艺的,就做了个台灯留作纪念,还留下了联系方式。

      救灾的时候,还听说了一些笑话。郊区农村里房子倒了,有个贫困人家被埋在下面,隔壁的富人没有被埋。穷人就在下面喊:“救命啊,你们救救我啊!”富人就说:“我还救你,救你出来批斗我啊。”文化大革命嘛,大家都批斗地主富农。晚上,休息时听救灾战士讲这些事情,还挺有意思的。

      我们撤离的时候,老百姓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子弟兵做的事情,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女,也不一定能做得到。”为什么这么讲呢?因为尸体真的太臭了,真的要叫自己家的小孩去扒尸体,他们未必动得了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用双手把尸体从废墟里扒出来,什么工具也没有的。尸体上的皮就沾在我们自己的手上,有时候尸血都沾到自己身上去了。这种场面,他们看到之后,确实很感动。

      海军第二炮兵学院顾龙根:半夜里经常听见“突突突”的枪声,因为有趁机劫财的

      抗震救灾时,我在部队的汽车班,接到的命令是运输。

      我对唐山有几个印象。

      记得刚进灾区一个礼拜左右,半夜里经常听见“突突突”的枪声,因为有趁机劫财的。背枪巡逻有北京部队的,也有当地民兵的。他们不参加抢救人,而是防守一些要害的地方,发现情况是可以开枪的。有一次,我们坐在车上,飞来的子弹从一个东北兵的脑袋旁十公分的地方擦过,差一点就没命了。这个印象比较深。

     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孤儿,怎么来的不记得了,一个大概五六岁,一个稍大一些六七岁,在我们班里呆了五六天。居委会说:“白天由你们这带着,晚上我们带回去,也不影响你们休息。”

      后期,用水相当紧张。我们中途又回来一次。我们这个汽车中队,有拖车、吊车、消防车、冲洗车。回来以后,我带了一辆消防车,一辆冲洗车。运水到唐山后,居委会组织大家来领水,帐篷外排队几百米长。我们后期主要做这些工作。

      铁道兵沈鑫森:晚上用马灯、手电筒抢险,昼夜奋战

      我们俩个是解放军铁道兵11师的。铁道兵有“三荣”的口号:“艰苦为荣,劳动为荣,当铁道兵光荣。”我们去的地方,都是路不通的地方,等路通了,我们就走了,所以流动性很大。我1961年8月份从上海应征入伍到福建,以后又转战江西、内蒙、陕西,兜了一大圈,后来到河北。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时候,11师正好驻扎在河北滦平县。

      当年7月中旬以来,燕北地区下起了多年未见的暴雨,我所在部队正在紧张地抢修京通铁路。28日凌晨,我师机关驻地也有明显的震感。那时,在师司令部军务科任参谋的我,正和师参谋长等三人,从修理营防洪回来,刚踏进宿舍门,就听见房屋的震动声。求生的本能使我喊起同室睡着的战友,一起跑到门外,顶棚就哗啦啦地塌下来了,好险呀!住在其他室内的战友们也都迅速奔到室外,七嘴八舌地议论着,是哪里发生了地震?震中在哪里?一时谁也说不清。但大家很快意识到部队要执行抢险救灾的任务了。

      不久,我师就接到前往唐山抗震救灾,抢修抢建铁路线的命令。29号是待命做准备工作,大部队出发时间是8月1日。师机关迅速成立了指挥部,指派先遣人员于29日中午就出发了,然后由师首长分批率部队前往。我是随副师长第二批出发的。从滦平到唐山,要经过兴隆。兴隆是山区,到处都是盘山公路。当时,几十辆解放牌卡车,分载着人员、物资,行驶在公路上排成了一条长龙,途中不时还传来战士们的阵阵歌声,士气高涨。

      到达唐山时,天快暗下来了,见到的是一片令人伤心的凄惨景象,高楼倒塌,烟囱拦腰折断,电线杆东倒西歪。只有部队的车子才能进出。群众伤亡惊人,受伤的群众大部分还躺在公路旁,等待救援。野战部队正冒着余震的危险,在废墟堆寻找、挖掘伤亡的群众。由于担负的抢险任务不同,我们无法与野战部队并肩战斗,而是匆匆地驶向抢修铁路的目的地。但是我们当时找不到路,民兵都是从天津过去的,他们也找不到路。

      抢修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,马上安营扎寨。铁道兵流动性大,所以条件艰苦惯了,帐篷啊,后勤保障需要的粮食、物资啊,都是自己带去的。我们部队就在铁路两旁,借用农民的农田和菜地搭帐篷,睡的都是我们自己带的铁床。帐篷因为搭在农田里,铁床的铁皮往下沉,差不多接近泥土了,蚊子特别多。帐篷内外一样炎热;喝的是就近自挖的井水,又苦又涩;吃的是自带的罐头食品加咸菜,没有味道。

      我们边安家边勘查现场,展现在眼前的情景令人吃惊:铁路路基遭到严重破坏,有的地段路基下沉、开裂、冒浆;有的地段钢轨位移、扭曲、拉断;沿线有几十座桥梁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。抢修的难度很大,任务很重。

      可是部队下了死命令了,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因为铁路不通,物资运输就成问题,伤员也运不出去。我们当时负责抢修的是京山铁路段。指战员们为了唐山人民,为了铁道兵的荣誉,很快地按照抢修方案展开作业,冒酷暑,战高温,不怕苦,不怕累,晚上用马灯、手电筒抢险,做到昼夜奋战。工地上有的抢修路基,有的予制排轨,有的抢修大桥,各个工种分秒必争。抢修期间还时时发生余震,但是抢修始终没有停顿,时间太宝贵了。

      连续超强度的作业,战士们一个个消瘦了,有的还负了伤,令人心痛,可是限时通车的命令不等人,不允许有丝毫的怠慢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祖国需要我,我就要为祖国作贡献。

      铁道兵戴忠德:许多战士、干部患了痢疾

      铁道兵十一师比较靠近唐山的师,就是我们部队。我当时在师后勤部物资科任助理员。

      8月1日早晨,我随参加抢修部队从滦平乘汽车前往唐山,进入唐山,我们看到的景象十分惨烈。先期到达的野战部队的战士们正在废墟堆里用双手搬开砖瓦、杂物,寻找有没有活着的人,并将一具具遇难的尸体挖出来,放到汽车上运到郊外掩埋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难闻的腥臭味。

      唐山地震破坏性巨大,一路上我看到有的地段铁轨成了S形;有的地段路基垮塌、开裂;汉沽大桥8米粗的桥墩拦腰断裂……我知道,这次要比我在1962年参加鹰厦铁路线大禾岭段因暴雨引发的塌方抢修困难得多。

      我们部队到达抢修地点后,我就前往师指挥所报到。我清楚地记得兵部郭副司令员对我师杜政委说:“这次抢修铁路任务,我是总指挥,你是副总指挥。我是在国务院几位副总理那里立过军令状的,如果10天内不能抢通铁路,我俩就准备上军事法庭!”可见首长们压力很大。从那时起,杜政委就在汉沽工地三天三夜没睡觉,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研究对策,采取果断措施,保证抢修顺利进行。我们铁道兵为了把河基清理出来,很多战士就直接泡在水里,有的连长在水里泡了二十多个小时。因为只有把河基弄好之后,才能搭枕木垛,铺架临时便桥。我们当时的设备没有现在这样先进。很多地方是一镐一镐挖出来,一炮一炮打出来的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师指战员日夜奋战,终于在8月7日提前三天抢通京山铁路,首长们这才松了口气。

      第二天一早,部长首长通知我:你马上带10辆解放牌汽车到天津铁路局仓库去拉抢修用器材,驾驶员和车辆已在等了。我说,坚决完成任务!我们来不及吃早饭就出发了。沿途有的路面开裂,有的下沉。许多桥梁损坏、倒塌,有的临时修了便道,有的河面上架着舟桥,所以汽车开不快,我心中非常着急。

      到达天津铁路局仓库时,我出示了铁道兵兵部开的介绍信,他们立即打开仓库。我按照料单,请他们帮忙装车,满满地装了十车的器材。当他们听说我们一天处于饥饿中,十分吃惊,虽已过了晚饭时间,他们立即带我们去食堂,叫炊事员加班,我们终于吃上了一顿热饭热菜。饭后,我们付了饭钱、粮票,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并感谢他们的支持。我们没有休息,连夜马不停蹄地返回唐山。我们的战士多好呀!回到唐山师指挥所时,天已亮了,我顾不得疲劳马上向副部长汇报,他说,你们为加快抢修进度赢得了时间,干得好;并叮嘱我赶快去休息一会,还有新任务要去完成。

      当时唐山正值炎热的夏季,气温非常高,我们每天都是汗水湿透衣服。吃水都困难,更没有办法洗澡、洗衣服;住在野外搭的帐篷里,晚上蚊子多,睡不好;白天苍蝇特别多,个头特别大,弄不好就飞进菜里汤里,许多战士、干部患了痢疾。几天来,我忙于了解抢修器材供应情况,哪里需要就往那里分发,一天天地劳累,我也患上了痢疾,但偷偷地坚持着,不吭声,想熬一熬会好的,就把生大蒜捣碎了直接吃,吃得胃都痛了。不料,三天后被卫生员发现我病得很严重,我这才不得不被他们送回师部医院治疗。

      至今,我仍为没有等到抢修结束而感到遗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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